悉尼双年展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18th Sydney Biennale

连续三天在悉尼双年展几个展场之间穿梭,拍照、旁听研讨、艺术家谈话,与艺术家和观众交谈或做采访,但往往感觉看得多听得多,就会带着更多的问题离开展场。 双年展就像是一锅大杂烩。首先参展的艺术家和作品来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总是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做出回应,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和表现手法都会受其影响。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特别是澳洲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要真正理解作品产生背后的故事是一个挑战,解读与误读同时存在。另一方面,双年展作为一场公众艺术节,身兼多重功能,除作为一场规模庞大的学术性的艺术展,对于出资者政府的角度来看,考虑的是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公众的参与性和认可度、旅游业的收益、城市品牌等。 从策展人的角度上考虑,要兼顾艺术作品的在世界舞台上的先锋性、经济的可持续性、公众的接受程度和参与性,更不用说艺术圈里外的利益关系,比如说原住民艺术家作品的比重,澳大利亚本土各个层次的艺术阵营等。试想将所有因素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下其难度可想而知,权衡和平衡之间矛盾是永恒的主题。双年展的模式决定了其最终结果是各方因素互相妥协和折中的后形成的交集,而策展人的责任在这里从一个设计师变为归纳者。而本次双年展的主题“我们所有的关系”就是一个大到能够将所有作品涵盖其中的适用性方案,在策展之初已经为归纳总结满下伏笔。 本次双年展上再次见到多位中国艺术家的身影,但策展人的选择令人失望。拿几件陈列于新州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举例,其中有两三件置于一个展厅的作品不约而同都是原原本本地再现了中国最乡土的家常景象。策展人之所以选中这几件作品其用意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西方观众对于中国不为人知的一面的好奇心,或者可以称为“好奇的窥视”,这种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粗陋的生活环境与西方主流媒体渲染下的高速发展的中国形成鲜明反差,却在小众的艺术圈内成为文化讨论的下饭小菜。这和九十年代,当第一批西方收藏家和策展人来到中国看到艺术家都在用文革和毛形象做文章那种“好奇的窥视”其实没有本质不同。令人失望的是,在看似“抓人”的外表之下,作品将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这种另类简单化处理,照搬照抄,甚至出现两位入选艺术家“撞衫”的情况,细究下去,没有咀嚼的余地。中国当代艺术创造主动逢迎西方策展人的预期,这就像是一场看不见的合谋,作品引发的讨论也将会是片面的和扭曲的。  

中间状态的生存体验 In-between experience narrated by In-Habbit

这件名为In-Habbit: Project Another Country的装置乍一看去像是个天空之城。被做成房子模样大大小小的纸皮箱,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在钢管脚手架的支撑下,悬空倒挂在展厅内。虽然材料只不过是从路边随手捡回来的废弃纸箱,但当它们以这种铺天盖地的视觉效果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会使你联想到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突然出现在不该初显的地方,没有固定的形状,却有着惊人的适应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它有着超人的生长能力,不断向外铺张、延生、膨胀、扩散,无视当下这个世界的各种法则,刻意摆显自己虽然出身低微,但不管怎样也要争取生存空间的坚韧态度,这就是展览要讲述的巴瑶人(Badjao)的生活态度。 佘曼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最新展览In-Habbit: Project Another Country于6月21日晚在位于Goodhope St的基金会画廊开幕。作品由基金会委托菲律宾裔艺术家夫妇Isabel and Alfredo Aquilizan创作,整体装置仿造菲律宾少数民族巴瑶人的居住环境,并穿插三频道录像装置。 巴瑶人被称为“海上吉普赛人”,是长期生活在海上的东南亚少数族裔,他们或终身居住在小渔船上以打鱼为生,或住在海边成片悬于海面上的茅草房内。展览中的录像装置讲的是由于内乱和种族歧视,近几十年来,巴瑶人被迫移居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沿岸,越来越多离开海洋开始在陆地生活,很多巴瑶小孩子在菲律宾街头以乞讨为生,为了吸引施主,他们发明了一种卖艺技能,就是一边敲锡鼓一边唱Rap,但细听下去会发现,他们的Rap里混合了西方说唱音乐和巴瑶方言,不乏诙谐与讽刺。 展览由基金会总监Gene Sherman和今年悉尼双年展的艺术总监Gerald McMaster致开幕词。McMaster指出这件作品之所以优秀,不仅是因为讲述了一个关于移民和流离失所的故事,更是表现了一种社会性的模糊性,即在一种介乎于实体和精神体验,中心与边缘群体,我们与他们,水与陆地的关联之间等,反映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中间体验”(In-Between)现象;通过讲述孩子如何适应困苦生活,以及弱势群体在社会边缘用“垃圾”建造出一个“安全”家园的故事,表现弱对于强的藐视和胜利。 开幕之前举办了一场ABC著名主持人Margaret Thronsby与艺术家夫妇对话的论坛活动。在对话中,除谈到巴瑶人的文化历史背景外,话题不可避免得转向这对艺术家夫妇自身的移民历史,Isabel和Alfredo讲述了自己和五个孩子六年前从菲律宾移民澳大利亚后对于“文化中间地带”的切身感受,并由此折射出菲律宾特有的海外移民文化。

听说亚洲现代主义 Prof. John Clark on Asian Modernities, a bite size

今天下午去听悉尼大学艺术史和电影学系本学期最后一场学术讲座,是由悉尼大学艺术史教授、Power Institute的John Clark教授主讲,题目是“艺术史的未来——亚洲现代主义,一个非欧美的案例”。 Clark教授首先否定传统上认为现代主义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的社会政治学概念,提出“复数”现代主义(相对于单数现代主义)。他例举亚洲国家历史上视觉艺术的案例,以此证明很多亚洲国家有可能是和西方社会在同一时期进入现代主义,甚至在西方之前就出现了现代主义萌芽(比如15世纪的日本),而并不是传统认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然后“引进”现代主义,在视觉艺术上也是如此。 他用最近两个在日本和韩国举办的展览做案例分析。前者的主题是“立体派在亚洲”(Cubism in Asia),后者主题是“亚洲艺术中的写实主义”(Realism in Asian Art)。关于前者,他不赞同策展人将立体派归为西方艺术派别,即认为亚洲艺术家是在用立体派的“西方现代主义语言”来表达特定的亚洲内容。他举了几个例子证明立体派作为“将不同视角组合在一幅画面上的方法”在立体派出现之前就已经被许多亚洲国家的艺术家所使用。关于后者,他对于策展人重新解读“写实主义”表示赞赏, 即突破 “写实主义”作为一个静止的范畴,而将其视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方向。他还引用策展人的话“新写实主义是新亚洲现代主义的开始”。 关于艺术史的未来,长期从事亚洲文化学研究的Clark教授的视角 就是:用亚洲现代主义的案例研究来说明传统西方艺术史学的局限性,即长期以来,直到现在仍然占据主流思维模式的仍然是以欧美为中心,由欧美占据话语权优势,并从欧美视角出发的现代主义。换言之,西方对于亚洲现代主义的研究其实就是对这种旧有思维模式的重新检讨,也是亟待研究的领域。但更重要的,他根据自己对亚洲多国现代主义的研究提出,即便在亚洲,现代主义也没有唯一的版本,而是每个国家在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谱写着自己的故事。 由于主讲人大部分时间是在以飞快的速度念着他将于7月份在德国纽伦堡世界艺术史大会上提交的学术论文,再加上很多英文生词让我听得半懂不懂,我想有空时候可以参考Clark教授最出的一本新书,叫《亚洲现代主义》(Asian Modernities)。